去年，我去陜西渭北旱原采風。
渭北旱原在黃河最大支流渭河以北，再北就是陜北的黃土高原了。
不久，我東轉西游地來到合陽縣。
合陽位于司馬遷故鄉韓城以南，東隔黃河與山西相望。
一天， 我來到平政鄉的一個村子，縣文化館已給我聯絡好住在這個村子的村長家。
我到了村里，正趕上村長和幾個村民在給他家挖紅薯窖。
渭北人家儲藏食物不象我們城里人用冰箱，而是利用當地粘性直立性良好的黃土，象打井一樣，在地下挖一個十幾米深的窖，窖底部就象一個房子一樣寬敞，冬暖夏涼，儲藏食物很是實用方便。因為當地以前沒有豐富的物產，卻盛產紅薯，所以一般稱為紅薯窖；雖然現在物產豐富了，如儲藏蘋果、土豆還用它，但仍習慣稱為紅薯窖。
村長簡單地安排了我在房里住下，就又出去忙了。
過了一會，我卻聽見外面亂哄哄的，有人喊“是槍，槍！”
我以為出什么事了，忙跑出去看。
只見紅薯窖口，幾個村民手里正拿著幾把長槍，槍上都是厚厚的黃泥。
村長遞給我一支，說：“先生（當地人把文化人稱為先生），你看，剛從地下挖出來的，真是怪了。”
我看了看，是三八大蓋，就是抗日時八路軍常用的那種槍。
我問村長：“你家這院子以前是干啥用的，是不是老院子？”
村長說：“是我大（爸）的院子。”
我又問：“你大啥時蓋的院子，解放前嗎？”
村長說：“那不是吧。解放前這還是莊稼地呢。”
我想了想，說：“如果是院子倒好解釋，把槍埋在院子里也說得過去，可誰會把槍埋在莊稼地里呢？要不然，再接著挖，看還能挖出啥東西。”
村長答應著，就指揮著人繼續挖。
又過了會，就聽見窖底下人喊：“哎呀，骨頭！是死人啊！”接著幾個后生就哭地喊娘般地爭先恐后順著窖壁上的搭腳坎窩爬上來，手里還真仍上來一塊死人骨頭。
我和村長拿起一看，是人胳膊上的一截骨頭。
我問：“這里以前是墳地嗎？”
村長說：“不是啊。是墳也該有棺材啊，再說，那年頭，誰會埋槍？”
這時一個老年村民過來對村長和我說：“我好象聽我大在世的時候說過，抗日那會，當時日本人打到黃河邊了，咱村子挖過地道。不過當時還是國軍，不是八路軍。這會不會是地道？”
一句話提醒了我和村長，我說：“要不然先停下別挖了，給縣里文化館說一聲，讓他們來人看看。”
村長答應了，就先讓大家散了各回各家。
夜里，我正睡著，卻突然看見一個臉色蒼白，頭圍白毛巾，穿著黑棉襖，肩背一桿三八大蓋的后生坐在我炕前的椅子上，望著我。我嚇了一跳，忙問：“你是誰？”
后生仍坐著，卻平靜地問我：“你知道打日本的八路軍嗎？”
我說：“當然知道。但你不是八路軍，八路軍和你穿的不一樣。”
他說：“八路軍在延安呢，我是八路軍領導的民兵。”
我問：“這里不是有國軍嗎？”
他答：“國軍就不打日本人，見了日本人光回跑，所以還得靠我們自己。”
我問：“你們是民兵，怎么和正規軍打仗。”
他答：“我們挖地道，準備等日本人打黃河了和他們拼。”
突然，我想起村長家的紅薯窖，我問：“你就是我們挖出來的哪個人嗎？”
他突然低下頭，低聲說：“恩。”
我嚇得發抖起來，顫聲問：“你，你還是，活人嗎？”
他抬起頭，望著我，盡力平靜地說：“你不要怕。我是死人，但我是八路軍的民兵，不傷你的。”
我一想，他的話有道理，就慢慢鎮定下來，好奇心上來，就問：“你們總共幾個人？是咋死的？被人害的嗎？”
他答：“說來話長。那一年，我和四個后生天黑從屋里出來，都沒給家里人打招呼。我們在這里挖地道。這里是莊稼地，天黑了沒燈，沒有人會發現。我們已經挖了很久了，地道很長，都把靠近金水溝（當地的大峽谷）那一段挖通了。就是日本人來了，發現了地道，我們也有地方轉移。挖了一夜，第二天下大雨，我們就沒出去，接著挖。正挖著，突然有雨水滲進來，就踏了，把我四個埋了。我們再挖，也沒挖出去，可能是缺氧，就死了。”
我聽了，忍不住還是毛骨森然，問：“那，你咋半夜跑到我這來，有啥事么？”
他說：“我想拖你辦件事，行嗎？”
我說：“行，只要我能辦到。”
他說：“我是我們四個人的組長，是我把他們帶出來的。大家都死了，我有責任。所以，我想拖你到我們四個家里走一圈，給我們的家里人說一聲。這么多年過去了，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去哪里了，干什么去了，活著還是死了。讓他們掛念操心我們這么多年，實在揪心啊。”說著，我看見他的臉上兩道淚水。
我心里一顫，鼻子酸酸的，說：“放心，我一定。”
他說：“另外，把我們這幾桿槍都交給八路軍，說不定還能用。”
我本想給他說現在不是八路軍了，解放了，但想一兩句話肯定說不清，就說：“我一定。你們是烈士，我一定給政府反映，讓你們不要冤屈在這里，應該開悼念會，進烈士陵園。”
他沒說話，仍平靜地看著我，從肩上卸下槍，遞給我，說：“你拿著這槍。我要走了，不然他幾個會孤單的。”
我正要接槍，卻醒了。
----這是很久前的一個夢。
